◎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计划:選舉專號
作者:计划共同編輯群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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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政治學研究的新時代正呼之欲出,而本書的出版標誌著此一時代的元年即將開始,或至少是舊時代的末年即將結束。「计划」是其推手。該網站創立於2014年太陽花運動結束後不久,致力於推廣以政治學為分析視角的科普文章,並試圖以此為台灣未竟的民主轉型工程盡一份力量。

當然,其創立宗旨挑戰了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提出,兩次政黨輪替形同民主穩固的說法——據此,台灣早已完成了民主轉型,不是未竟事業?更何況,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不也將台灣列為全球最自由的政治體之一,稱我們的民主轉型尚未成功,似乎有違國際公認的「民主奇蹟」事實?

杭廷頓的說法是國內政治學界奉為圭臬的理論,而他本人也高度讚許台灣的民主成就,且亦曾主張,和平地進行民主轉型的國家,無須追求轉型正義。是故,不意外有學者會說,舉凡否認台灣的民主已成功轉型,或呼籲落實轉型正義來走完最後一哩路的主張,不外是進行政治鬥爭或仇恨政治的藉口。

不過,為了更進一步理解本書的出版意義,略述更大的歷史脈絡似乎有必要。首先,台灣當前的政治學主流其實深受二戰後美國的「行為主義」影響,其要旨為:政治理論必須建立於可觀察的行為之上,且必須採取嚴謹的科學方式來搜集與分析經驗資料,而統計學是其主要仰賴的工具,至於理論的工作則主要在於提出假設來檢測,以及量化模型的建立。這方法論某程度也決定了研究議程。因為學者必須聚焦於唯有數據能檢測的資料,於是著眼於投票行為、政黨行為、利益團體等議題以及民調方法的細節之上。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其特性於是相當保守,一來要求研究者必須恪守客觀、中立的立場,不對事件做出道德評價,二來則因此不進一步思考與主流政治體制之外的可能性,更不批判時政與統治當局。在威權統治的年代,這種立場無疑對學者來說是最安全可行的方法。

不過,社會科學的主要工作在於針對未解的事件做出:(一)因果關係解釋(explanation),然後據此(二)做出某程度的預測,亦或(三)將該事件置於更大的歷史脈絡當中來理解其意義,也就是所謂的詮釋(interpretation),才能進一步(四)提出批判,甚至(五)進而提出一個規範性(normative)的建議,告訴人們應當怎麼改進才正當,才能符合正義或貼近理想。經典的政治理論,從邊沁的效益主義理論,彌爾與托克維爾的民主理論,到馬克思提出的革命思想,都以前兩者為基礎,但後三者為終極目的。

然而,七○年代在美國即遭遇嚴厲批評的行為主義,卻於九○年代成為台灣政治學研究的主流,並且自我閹割了上述後三項理論工作。當嚴苛的評鑑制度引入高等教育,加上「國際觀」被縮限為「美國觀」之後,學者開始致力於檢測美國政治學者提出的各種假設與學說,並以此作為學術生涯的策略,讓文章有機會刊登於美國的SSCI期刊上。

量化研究不但取得了方法上的霸權地位,也形塑了一種學術文化。一方面,學者們不僅恪守這種不沾鍋原則,對過去的戒嚴時期政府侵犯人權的歷史,亦或轉型正義工程,乃至面對中國蠻橫打壓台灣國際處境的行為,他們也都選擇保持中立。另一方面,頻繁的選舉意味著他們可以在每次選舉過後,擁有豐厚的數據資料,來迅速地大量生產論文。

如此一來,關於特定選舉的成敗、政黨的輸贏之「因果關係」,是政治學者所致力於「解釋」的議題,進行民調是其主要的「預測」,理論工作則總是在每一次民調失準後的修正與調整。但是,對於特定選舉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當中,所具備的「意義」及其理解脈絡與詮釋框架,政治學者則傾向把問題留給台灣史學者。然後,再把制度對個人與集體的實際影響,讓給社會學學者來進行批判。至於關於公平正義或民主體制正當性的大哉問,亦或關於不同制度的規範性基礎等宏觀問題,統統留給他們宣稱與政治現實無關的哲學領域。

同理,如何嚴肅地對待台灣實際處境,例如,作為一個民主尚未鞏固的國家但必須對外資與外來政治影響力開放的小國,應當如何面對一個封閉卻可以利用各種經濟與政治手段來干預民主運作的大國,雖然具有提升至理論高度且具普遍應用性的理論發展潛力,也不在主流學者的研究議程當中——畢竟,那不是美國社會關心的議題,也沒有美國學者的假設可以來檢測,且就算研究了也可能與累積點數來升遷的生涯規畫無關。於是,何以六○年代美國社會科學方法會成為台灣政治學的主流,就成了一個典型但無人研究的學術殖民個案。

置於此一背景底下,本書收錄的文章不少是量化研究,並不意外。不過,正如「计划」不把杭廷頓的「學說」當作不可否認的「事實」來看待,它們的作者在運用美國當前的最新量化方法的同時,不生搬硬套,研究旨趣也不在於檢測根植於美國政治經驗的假設和理論。相反,他們如同真正的美國學者一樣在意自己國家的命運,以及民主運作的具體細節。他們所研究的民主,範圍不侷限於顯性的制度,而是包括了例如特定族群的真實經驗,史觀與情感結構,乃至政治期待所建構起來的隱性制度,因此眼光總不脫離台灣的主體性與獨特性。但是,真正的「國際觀」也讓他們不以中國或美國作為唯一參照對象,而是將視野延伸到周邊的香港、日本,甚至遠及歐洲的荷蘭等地。

另一方面,本書也收錄了其他研究取向的文章,且除了經驗性研究之外,亦有規範性政治理論的書寫,分析問題的角度也包括了政治學以外的學科觀點。當然,用以講述台灣故事的學術語言,仍帶有濃厚的美國腔,因此不如英國或歐洲那樣跨學科或同時兼顧經驗研究與規範理論層次的傾向。但是,無論是「计划」網站作為一個意見交流平台,還是本書作為以台灣為主體來進行政治研究的嘗試,隱約可見主流世代所採取的「方法導向」策略正在轉向「問題導向」的研究旨趣。

與此密不可分的是一種有別於當前主流的社會科學想像,包括政治學者的社會定位。作者們不恪守不得介入實際政治的原則,反而以「研究者/實踐者」自居。這是相當具有英國特色的政治學傳統,也是歐洲社會科學的主流立場。 政治學者不再為了出版而出版,而是出自對斯土斯民的關懷。是故,上述的轉向也意味著一種從「學術生涯」到「生命學問」的轉變;學者的個人命運鑲嵌於國家未來的想像當中,一種追求安身立命的政治學正呼之欲出。

當然,以最嚴格的專業標準來看,本書收錄的文章有些尚未臻至成熟,論點不乏商榷的餘地,科普文章也不該是不成熟論文的代名詞。不過,在台灣為主體的政治研究領域仍猶待開墾的前提底下,這些文章的意義絕不只是拋磚引玉。就算是磚,那也是奠基未來在地研究的基石。至於那玉,倘若資深教授依舊不接地氣,或繼續沉迷於累積點數的遊戲當中,最後能將磚頭磨成美玉的人,信不信——也還是這一群來自「计划」的年輕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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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ptember 9, 2018 at 8: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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